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及所属各团组织沿革简史的文化杂谈

这回笔者来讲一下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及其下属的六个团的组织沿革史，该纵队在晋西事变前曾发展到六个团又一个随营学校共8000余人，在投奔八路军后，一度缩编为两个支队（小团），后在抗战大反攻时扩编为五个团（支队），最后全部分别改编为第一野战军部队。

1939年雷任民（右一）陪同朱总司令视察决死四纵队

决死四纵队最初是1938年1月由决死第十、十一和十二总队合编而成，纵队长是旧军官梁浩，政委是地下组织成员雷任民，政治部主任是积极分子刘玉衡，这样进步势力就在领导层面形成了二比一的优势。由于梁浩企图把纵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向阎锡山揭发了梁浩贪污的证据，及做通了山西新军总指挥陈光斗的工作后，阎锡山终于同意将梁浩调离，并由雷任民兼任纵队长。

虽然地下党总算完全控制了纵队部，但由于顽固派牢牢控制着三个总队长的职务，后来为了改变纵队内部力量对比，雷任民又先后将地下组织掌握的游击第六、七团和第十八团编入纵队。阎锡山对此也见招拆招，在秋林会议后全部取消纵队部和政委制，将决死纵队拆分成各辖三个团的晋绥军第203旅和独立第7旅，为了不把阎锡山逼的太紧，地下党决定暂时退让，满足阎锡山的要求。

第十总队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8月的少年先锋训练第一团，队员都是牺盟会从山西各地以志愿兵的名义动员来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短时间内就发展为一个2500余人的主力步兵团，下辖三个步兵营及一个随营学校、一个政治保卫队，每个步兵营辖四个步兵连，每个步兵连辖九个步枪班及三个机枪班，随营学校后来编入教导二师，政治保卫队后编入政卫旅。

第十总队首任总队长是旧军官武玉山，由于当时该部是脱离大部队单独活动在晋西南地区，第二任政治处主任王玉波年轻威信不足，武玉山曾想把这支部队单独拉出来组建警备旅，引起了指战员们的抗议。雷任民政委到部队上视察后，根据指战员们的意见及时开除了武玉山，并提拔在反武活动中非常积极的队附鲁英麟为总队长。

电视剧《晋西事变》中的雷任民

但鲁英麟和武玉山之间的矛盾只是为争权夺利而已，此人其实是阎锡山手下一个忠心耿耿的心腹，号称十三太保之一，之前就因为瞎指挥而被一纵队政委薄书存赶走，混入四纵队也自然是阎锡山耍的诡计。1939年秋林会议后，第十总队改称晋绥军独立第7旅33团，该团的三个营长和团附也均为顽固派军官。

第十一总队前身是成立于1936年的国民兵军官教导二团，起初是用来培训山西各地村长的，1937年9月在接收了1000多名少年先锋队员后改为步兵作战单位。教导二团团长是回族旧军官朵珍，当过阎军少将师长，政治处主任则是后来加入地下党的积极分子刘玉衡，该总队由于实行政工制度较早，所以政工干部在指战员中威信比较高。

1937年冬，贪生怕死的朵珍企图带着部队西渡黄河投奔马家军，刘玉衡趁机向阎锡山打报告，阎锡山最痛恨手下人拉走他的军队，便同意将朵珍撤职。朵珍离开部队时，也一气之下把自己的大小亲信都带走，阎锡山只好派了三个旧军官刘武铭、刘鸿绪和王圣瑞来接管部队，分别担任总队长、队附和副官。刘玉衡利用这个机会把王兰麟等一批进步军官迅速提拔为大队长、中队长。

由于刘玉衡和王兰麟在反顽斗争中表现出色，他们双双被吸收入地下党，在他们俩的努力下，到晋西事变前，第十一总队的六个大队长、大队副中的五个、九个中队长中的五个都加入了地下党，为之后反顽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39年秋林会议后，第十一总队改称晋绥军第203旅20团，刘武铭升任旅长，团长则由立场比他更为顽固但没什么斗争手段的刘鸿绪接任。

电视剧《晋西事变》中的刘武铭

第十二总队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5月的国民兵军官教导九团，团长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旧军官韩文彬，政治处主任起初是刘玉衡。由于刘玉衡经常抵制韩文彬的对日投降言论，在后者的要求下，刘玉衡被调去教导二团。阎锡山原想调个叛徒周新九来担任政治处主任，但团内陆下党干部抓住此人喜欢玩弄失足妇女的喜好，向阎锡山告状并迫使韩文彬撤职。

韩文彬离职后不久继任政治处主任冯基平也跟着离职，接手工作的姚仲康提拔进步军官、原一大队长卢宪高担任总队长。卢宪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初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比如提拔程子华派来的积极分子李克林当大队长，掌握了以一大队为首的骨干力量，委派红军干部张桂亭任随营学校军事教官等，此外还逮捕了喜欢搞事情的顽固派营长支长禄。

1939年7月，卢宪高参加完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将其提拔为独立第7旅旅长，这个年轻人就这样被阎锡山收买了过去，在行动上开始对组织唯唯诺诺起来，引起了姚仲康的警惕，但为了求得稳定大家便假装对此完全不知情。此时第十二总队改称晋绥军独立第7旅34团，团长由旧军官褚适褐接任，原十一总队积极分子王兰麟则被调来担任团附。

游击第六团则于1938年5月组建于山西临县，以牺盟会临县中心区游击队和太原中心区游击队合编而成，总兵力1300余人，枪700支。因为游击队干部都是积极分子，所以该团成立之初就是由地下组织完全控制的部队。1939年秋林会议后，游击第六团改称晋绥军独立第7旅35团，团长李宝森、政治处主任张效中都是地下组织成员。

电视剧《晋西事变》中的卢宪高

游击第七团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7月的决死十四总队，由牺盟会岢岚游击总队改编而成，总兵力1300余人，总队长张效中，后为从第十二总队调来的冯基平。冯基平到部队时从八路军那里借来了不少干部，所以该团与游击第六团一样都是完全由地下组织控制的部队。1939年秋林会议后，游击第六团改称晋绥军第203旅19团。

第18团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3月的牺盟会兴县游击队，曾任兴县公安局长的地下组织成员董一飞利用掌握公安武装的机会，加紧培训干部和扩大部队，成立了这支游击队。到1939年7月该部被改编为晋绥军第203旅18团时，共有指战员1000余人，旅政治处派地下组织成员武养民来担任政治处主任，旅部也派来旧军官李品仙担任团副，试图控制这支部队。

决死四纵队成立之初，辖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随营第四分校，其前身为第十总队干部学校，在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力果的领导下，为纵队培训了大量进步青年，后于1938年3月整体搬迁到教导二师去。为了继续培训干部，1938年8月，在临县的随营第五分校改称晋绥军军政干部第四分校，由纵队政委雷任民主持工作，1939年4月又改称军政第十二分校。

决死四纵队两个旅政治部主任李力果、刘玉衡

第十二分校共举办了三期，在1939年7月前培训干部学员1000余人，由于大部分军事教员和指导员都是八路军干部或积极分子，所以很多学员日后也成为进步势力基层中坚。7月，学校被阎锡山派来的顽固派军官李景宜接管，学校政治处主任王黎生把大部分学员安排工作后，将进步教员和指导员全部撤出学校。

这样，到晋西事变前夕，决死四纵队辖两个旅六个团及随营学校、前线剧团等单位，共计指战员8000余人。雷任民虽在明面上被解除政委职务，但仍指挥着各团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六个团长和两个旅长中，虽然有五人为顽固派军官，但在三个顽固派团长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地下党成员担任团附和营长，再加上全部为地下党所掌握的各团政治处，所以总得来说进步势力的力量相对占优。

在晋西事变中，独7旅33团由于单独活动在晋西南地区，所以率先出事。团长鲁应麟以部队调动为名，带着团部和第1、3营投奔了晋绥军第33军，其中第1、3营只有两个教导员以下不足百人跑出，团直属队则被决死二纵队拦下，而2营指战员们则团结一致，挫败了顽固派营长拉走部队的阴谋。之后第33团余部被改编为决死二纵队游击三团2营，从此脱离决死四纵队建制。

电视剧《晋西事变》中的刘锦魁

第33团出事后，雷任民与独7旅政治部主任李力果、第203旅政治部主任刘玉衡商量，决定先发制人，以第19、35团为主力，消灭第20、34团内部的顽固派力量。行动原定于12月12日夜开始，当日下午，狡猾的独7旅旅长卢宪高事先察觉情况有变，偷偷带着警卫员不辞而别，而第203旅旅长刘武铭及其参谋长刘锦魁则都在晚上睡觉时被第19团派出的一个连顺利逮捕。

在对第20团的行动中，第19团1营营长蒋占魁带人逮捕了第20团2营营长刘子安，第20团1、3营营长都是地下党成员，所以很顺利的赶来会和。但在解决第20团团部的战斗中，由于团长刘鸿绪事先作了准备，派其亲信李志华控制了团属机枪连，所以最终刘鸿绪和李志华得以带着百余人成功逃跑。

在对第34团的行动中，第34团1营营长李克林是地下党成员，他派人顺利逮捕了2营代营长李培芝并控制了2营，3营营长魏继魁因为得到卢宪高的提醒，企图带着该营一个连向旅部靠拢，结果遭到第35团的阻击，最后仅魏继魁等数人逃脱。在第34团团部，政治处主任姚仲康亲自带着一支小手枪，进入团长褚适褐住处并将其拿下。

1938年训练中的决死四纵队

在对第十二分校的行动中，第35团派出一个连，协助原政治干事凌空、吕子波去接管学校，结果引起误会，顽固派军官一度煽动学员们冲击警戒部队，但没有成功。最后学员们认出了吕子波，于是全部缴械投降，分校政治处主任戈润生也表示愿意合作，而躲藏在校内的教育长李景宜、独7旅参谋长田作良和军事主任郭某则都在被搜出后逮捕。

而第18团在逮捕了顽固派军官李品仙后，也先后占领兴县、临县县城，并与纵队主力胜利会合。纵队主力随后与暂编一师36团、八路军120师358旅714团编成左纵队，与从晋西南地区转移来的二纵队密切配合，打垮和驱逐了晋绥军骑一军及第三十三军，完全控制了晋西北地区，取得了反顽战役的胜利。

考虑到各团在反顽战斗中减员较大，上级决定将决死第四纵队现有的五个团缩编为三个团，其中第18团1、3营补充入第19团，2营编入八路军独立第6支队，第34团并入第35团，随营学校改称教导营。这样，经过晋西事变和反顽战役的考验后，新生的决死四纵队辖第19、20、35三个团及一个教导营，计有指战员4000余人，老红军干部孙超群被调来担任纵队副司令员。

原红8军团23师师长、决死四纵队副司令员孙超群，1955年少将

1940年夏秋季的百团大战后，决死四纵队参加大小战斗25次，部队也受到一些损失，战后第20团又被撤编入其他两个团，此时全纵队共有指战员3000人。此后纵队司令员雷任民、第19团长冯基平、政委杨叶澎、第35团长李宝森、政委姚仲康等原主要领导陆续调延安学习，在反顽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大队长李士达（改名李力）及原第120师第6支队长黄新义分别接任第19、35团长。

1942年，全面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在精兵简政的“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政策下，决死四纵队兼任八路军晋绥军区第六分区，第19、35团也都缩编为各辖五个连的支队。直到1944年，华北敌后根据地形势逐渐好转后，又新成立一个第20支队，由原八路军第120师717团教导员彭龙飞担任支队长。

在华北敌后抗战最艰难的两年里，第19、35支队在地方武装和敌后武工队的配合下坚持抗战，其中第19支队取得了围困蒲阁寨据点、忻县南洞门伏击战、忻静公路娄子沟口伏击战、静乐县悬钟村伏击战的胜利，第35支队取得了吉家坪战斗、宁武县山寨村战斗、宁武县春景洼战斗、二马营伏击战、上下鸾桥伏击战的胜利。

原洪湖游击队战士、第35团（支队）长黄新义

1945年8月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了猛烈扩大根据地，决死四纵队所属的三个支队也都分别扩编为三营制的大团，并新编忻东支队、兴岚支队等部队，此时孙超群终于转正为纵队司令员，在反顽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大队长王兰麟任纵队参谋长，第19、35团团长仍为李士达、黄新义，第20团团长则为一年后在崞县楼板寨牺牲的雁北军分区司令员张榜华。

1945年12月，在解放战争新的斗争形势下，决死四纵队的历史也宣告结束，其下属各团被分别编入西北野战军各部，其中第19团被改编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5旅13团，后发展为第一野战军三军9师25团，第35团被编入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后发展为第一野战军一军2师6团。1952年第一、三军合并，原第19团部队被分别编入一军3师各团。而第20团和忻东支队、兴岚支队则被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独立第12旅，后发展为第一野战军七军20师、炮兵第7训练基地、高炮第65师。

1953年高炮65师司令部部分干部在朝鲜

最后来说一下晋西事变前决死四纵队的营以上军官的授衔问题，都说三八干部不上将，但如果是原第十、十一、十二总队中的营以上阎军旧军官投诚过来的话，倒是能被授予少将军衔。毕竟相关人员也就四人，其代表为曾任大队长、团附的王兰麟，1955年授少将军衔，另外两位大队长李克林、李士达则可惜分别于1945、1947年去世，而那位加入地下党又叛变的旅长卢宪高，如果不跑路的话，其资历恐怕是能评中将衔的。

这篇文章缩水版在其他公众号发过，导致现在居然不能设置为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