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旦雪：身体作为一种反叛——评修新羽、范轶伦近作的文化杂谈

范轶伦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1960年代介绍了“异托邦”/“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是他结合了空间政治与空间哲学的理论模式的核心。关于这一概念的阐释具体可参见Of Other Spaces（《另一空间》，1967）的演讲稿，福柯在其中以当代社会各种不同的空间场所为对象，归纳出了异托邦的六个基本特征。在福柯看来，医院、教堂、花园、墓地、戏院、监狱等都是“异托邦”场所。总结来说，“异托邦”是社会体制里真实存在的局部化场所（异质空间）、是可以窥探整体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的独特视角，不同的“异托邦”之间充满着断裂性、不连续性。

福柯认为空间是一个社会权力和文化的表征，因而并非主体建构或生产了空间的意义，反而是人和主体的角色在空间权力中被规训。空间对个体有一种隐蔽的管控能力，在他看来，整个现代社会是通过空间来统治的，城市的规划、建筑的设计中都暗藏了管制机制。在《城市之光》中各种位置关系、城市设计规划以及人物成长环境中都体现了这种权力的空间化。在三面环山的谷州大陆经济和贸易中心——龙港市，艺术发展局位于交通便利的“将军路，鲥鱼港”，而“城市之光”舞团位于“翡翠山”，叙述者“叶禾”在第一次来舞团看演出的时候“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位置关系中包含着隐喻性和符号性，因而艺发局和舞团之间不仅仅是中心与边缘的地理关系，更是经济和权力关系。空间区隔和差异蕴含了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在龙港市，所有民间艺术的蓬勃生发之地、所有的边缘地区被肃清，“曾经的低矮工棚、城中村落也被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所取代”。赛博女孩贝丝“从出生起就被安排在一家厂房”，尼克“在清台城的一个高级生态农场里度过了作为赛博人的童年”。而人类女孩白鹤的童年背景里“是老式留声机中播放的古老音乐”，“她的房间永远散发着檀香，墙上挂着几幅画，技艺和手法来自几世纪前”。赛博人和人类的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差异和不平等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体现。

在福柯看来，“异托邦”是多元的、复杂的、包容的，它将几个异质的空间同时并置在同一个真实的场所中，让他们在相互的映射中表征出新的意义。剧场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可以通过舞台将不同的空间进行融合。位于南丰工业大厦十七楼的剧场，是一个边缘性的文化场域，是特殊身份的赛博人和其他未受到专业培训的边缘舞者表达自己对舞蹈的热爱、展示自己舞蹈天赋的场所。这是一个与主流的社会空间保持距离的场所，一个充满艺术可能的“异托邦”空间，生发出自由多元的审美价值。通过这个边缘人的世界、这个剧场的空间，由理性组织的世界的问题被显现。这个剧场也是一个为超越权力的操控提供可能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钱来看赛博人参加的表演”，新的表演空间被创造，雅俗的界限被打破，民间文化和主流艺术文化开始融合。借助赛博舞者对抗社会的标准审美，改变赛博人没有人类舞者好、没有人想看赛博人跳舞的社会认知。虽然赛博人确实舞技不凡，但对于人类权力掌控者来说，对赛博舞者的认可就意味着人类舞者将失去市场，“如果赛博人对观众来说像人类舞者一样具有吸引力，而大规模生产又完全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去训练人类呢”。在这个“异托邦”中，舞蹈作为一种语言，跨域种族、性别、阶级的可能性被体现出来。

在后人类时代，大脑也是一种记载和保存数据的异托邦空间，是与强权对抗的关键，与流逝主体的对话也得以实现。借由这个异托邦空间，个体生命有限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个体的存在似乎是永恒的。赛博人贝丝的大脑被描写为“无数电子回路和芯片构成的……城市”，“一座闪烁着无数流光的城市”。在这个大脑“城市”和异托邦空间中，贝丝是权力的主体。对赛博人来说，肌肉记忆是编写好的程序。“梦舞人”项目的一手策划者、院长戴斯蒙将人类女孩白鹤的肌肉记忆与赛博女孩的调换，他希望将拥有了赛博女孩肌肉记忆的人类女孩培养成为最优秀的舞者。但戴斯蒙不知晓贝丝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贝丝的大脑中存有调换给她的人类女孩白鹤的肌肉记忆。贝丝大脑中存有的肌肉记忆成了拆穿戴斯蒙阴谋的确凿证据。在叶禾攻入舞蹈学院的“梦舞人”数据库之后，电脉冲将白鹤的肌肉记忆传送给舞蹈学院的学生。黑幕被揭露之后，戴斯蒙被撤职、“梦舞人”程序被勒令暂停、“城市之光”舞团申请到了艺术发展局的资助得以离开十七楼。

在西方哲学史上，曾存在着身体与意识的对立。意识举足轻重，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身体则被压制，在西方传统理论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一现象直至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才发生改变，尼采将身体提高到哲学高度地位。作为尼采主义者，福柯在历史、主体、权力等诸多方面受到了尼采的影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提到一种“解剖政治学”（anatomo politics），这种政治解剖学“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福柯关注“身体政治”（Body Politic），从自我、身体入手去揭示权力结构。身体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这里的权力并非宏观的压迫性权力，而是指一种运作于医院、学校、军队和工厂等规训机构并通过作用于人的身体而实施对人控制的微观权力。在《城市之光》中，市立舞蹈学院利用“梦舞人”程序训练职业舞者，为了培养出优秀的舞者不顾学员身体的痛苦，白鹤的肌肉记忆失调正是因为曾经接受了过量的电子脉冲。在某种程度上，市立舞蹈学院和福柯眼中的监狱十分相像，用技术来支配学员的行为，学员的身体处于权力的管控之中，成为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事物。借由对身体的形塑与改造，舞蹈学院实现了对学生个体的全面操控。这种微观权力对个体的管理并非以残暴血腥的方式呈现，这种悄无声息的掌控是难以察觉的，更加难以反抗的。

《规训与惩罚》

在后人类时代，身体似乎承载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社会各种结构性力量的束缚、权力技术的控制。身体可以是打破枷锁的有力工具，也可能是无法逃离的囚笼。在《城市之光》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异托邦”，所谓的中心和边缘的权力关系、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人类和赛博人的高下之别，被质疑、被打破。在这两部作品中，权力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限制、调节、管理。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女孩，还是作为群体的城市之光舞团，都被纳入了权力的操纵之下。在《陌生的女孩》和《城市之光》中，陌生和差异是不符规范的“不正常”，但也都是反抗的形式。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3期

注 释

[1] 这个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凯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 在《信息乌托邦》（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一书中首次提出。指网络媒介通过传播同质化内容，使用户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