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王天然：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及其延长线的文化杂谈

摘要：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时有起伏，但相对稳定并不断发展，历史证明是两国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为此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保障。《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构建和形成的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原点和指导原则，是两国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其延长线上，中日两国因时制宜，共同达成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均为中日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对时代要求做出的及时回应，为确保两国关系的建设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当下，中日关系又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通过重温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及其赓续，对于思考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启鉴意义。

关键词：中日邦交正化;中日关系;四个政治文件;原点;新时代;

原文链接：日本学刊公众号 →胡令远、王天然：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及其延长线

作者：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王天然，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及其延长线——重温四个政治文件》（全文约1.7万字）。

胡令远与王天然认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已历半个世纪。其间两国关系尽管起伏曲折，但总体相对稳定。究其根本，在于四个政治文件发挥了航标和稳定器作用。在世界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关系处在重要历史关头的今天，回顾战后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深入考察四个政治文件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最好纪念方式。

01

战后中日关系“原点”的构成要素

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精神虽然一以贯之，但也明显可以分为两个类别。概而言之，第一、第二个政治文件即《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主要是解决两国间的战争遗留问题即战后处理，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与《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则主要是因应世界局势的变化擘画两国关系发展。前者在进行战后处理的同时，也确立了中日关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形成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后者则在这一原点的延长线上继承、发展，从而展现出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由前两个政治文件形成的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主要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一是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内涵、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演绎出的和平友好精神。二是确认了《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确立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三个政治基础，即台湾问题、“一个中国”原则和历史问题。四是在社会制度问题、两国文化传统要素方面达成的共识。

02

步武前绪、因时定位与擘画未来

因应世界格局变化和两国关系发展的需求，中日间于1998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成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这为两国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建设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一）因时定位与第三个政治文件达成的背景

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的1978年，到达成第三个政治文件的1998年，其间经过了20年的时间。当时的中日关系面对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引起世界规模的历史性巨变；其次在地区层面，区域集团化趋势成为潮流，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再次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日本保守势力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如何调整与发展，中日间第三个政治文件正是因应这一历史和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的。（二）第三个政治文件的构成要素与基本框架第三个政治文件主要包括六大要素，构成了中日关系定位的基本框架：（1）承继前两个政治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规范，（2）中日两国在全球与地区问题上的责任、担当与合作，（3）中日两国增强政治互信，（4）扩大和深化两国经贸合作，（5）强化人文交流，（6）协商解决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中日双方强调要在经济全球化、联合国改革、无核化等全球性问题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对于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第三个政治文件指出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解决。其一是“增强政治互信”；其二是协商而非诉诸其他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三）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的背景从中日达成第三个政治文件的1998年到第四个政治文件签署的2008年的十年间，中日经济总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日关系带来两种效应。一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日两国经贸合作，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地区乃至世界层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二是伴随着这一变化，日本政界保守力量继1996年“台海危机”后对中国的警戒心理大幅增强，“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渐有市场。在此背景下，双方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尝试以“战略利益”为考量和抓手，推动两国关系长足发展。（四）第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内涵与特色内容上，第四个政治文件在由六大要素构成的基础框架方面与第三个政治文件保持了一致，此外特别突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保障等全球性课题领域中日双方的领导责任与合作，强调深化在“10+3”框架下的区域合作，以及共同致力于朝核问题的解决。

回顾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既有建设性发展的推动要素，也存在种种障碍，两者的对立与统一构成中日关系的整体。两者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而互动，构成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进程。因此，如何兴利除弊，特别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就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建设性发展的重要课题。而第四个政治文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彰显出重要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对有着共源性的两国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同时在价值理念方面善于“求同存异”，兴利除弊，使之内化为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积极因素。其二，在解决中日间结构性矛盾方面，达成使东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友谊之海的共识，并推动进行政策实践的尝试。

03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一）四个政治文件的特定价值与恒定价值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需要深刻认识四个政治文件的价值与意义。每一个政治文件，均具有特定与恒定两种价值：因时制宜，在某一历史时期发挥引领作用，为其特定价值；贯穿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并始终发挥指导作用，体现的是其恒定价值。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因应冷战结束与中日综合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重新进行定位与调整，使中日关系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外部世界和自身，为两国关系发展变化注入新内涵，自有其特定价值。第一、第二个政治文件所形成的中日关系的“原点”，则贯穿始终、不断赓续并被发扬光大，其所体现的价值的恒定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二）四个政治文件对破解结构性消极因素的路径探索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必须直面中日间的结构性消极因素，特别是老问题的复杂化和新的结构性矛盾的凸显。这些结构性消极因素主要包括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及海洋权益争议等，近年海洋安全问题亦呈凸显趋势。《中日联合声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开创了战后中日关系崭新的历史，对两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效应，并对重塑地区与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具战略性和历史性意义。在第三个政治文件形成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对历史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第四个政治文件于克服作为中日关系主要障碍的东海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方面，在理念与实践两个维度拓展了新的空间与方向。可以说，四个政治文件所体现的中日关系的原点和原则，历久弥新，在新形势下更显生机与活力。（三）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近年来，中日关系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首先，随着中日综合国力的逆转，日本在安全方面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加深。其次是国际体系变化与重塑的挑战。美日利用台海、东海及南海等问题，积极推进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基础框架的“印太战略”，并以俄乌冲突为刺激媒介，与欧洲、北约相勾连，企图对中国形成全球围堵的整体态势。与此同时，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也形成了诸多共识，积累了应对国际体系与双边巨大、复杂变化带来的挑战的丰富经验，形成了由四个政治文件所构成的深厚基础。中日因应已经深刻变化的世界，需要认真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大方向，擘画新的合作框架，探讨新的解决问题之策。因此，两国也出现了应该制定第五个政治文件的声音。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在老一代领导人开创的基础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是时代的召唤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历史使命。